目前，“包二奶”现象引来了越来越多反对之声，而法律如何对待该现象一直是人们包括法学界关注的焦点。
（一）我国刑法学界对“包二奶”行为界定的各种观点
对“包二奶”行为是否刑法规制，怎样规制，在我国刑法学界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扩大重婚罪，将“包二奶”纳入重婚罪进行打击。持扩大“重婚罪”观点的学者，他们的建议是：对“重婚”二字做扩大解释，认为只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即可认定为“重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登记结婚或举行婚礼的；有配偶的人与他人有固定住所，共同生活的；有配偶的人以钱换性，与他人有稳定同居关系的；有配偶的人与他人稳定的性关系，时间在六个月以上者，皆为“重婚”。
2、对引诱卖淫罪作扩张解释，将“包二奶”纳入引诱卖淫罪进行处罚。
3、建议设立通奸罪，只要有配偶者与其他异性发生性关系，就构成通奸罪。
4、建议设立破坏婚姻罪。此说认为，合法婚姻受到宪法保护，当合法婚姻受到严重破坏时，也应受到刑法保护。
5、有人认为“包二奶”的问题不能靠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来遏制。刑法是对危害社会行为最严厉的处罚。“包二奶”的情况比较复杂，应通过法律、政纪、党纪等多种手段共同解决，形成“包二奶”这种现象的是社会原因，人们对其存在羡慕心理也是背离道德准则所致。
6、这种观点比较极端，认为应该借鉴德国、瑞士法律规定，凡因与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相奸）导致离婚或受刑的，可限定一定年限（年限可酌定，德国是4年，瑞士是3年）不准再婚，终生不准与相奸人结婚。
7、还有人认为应该增设已婚非法同居罪。条文设计如下：“有配偶而与他人非法同居，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非法同居，时间超过六个月的，处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登记结婚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3]
（二）对“包二奶”问题刑法应当也可以介入
“包二奶”是否犯罪化，首要的是看其是否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们认为，“包二奶”行为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将其纳入刑事立法范围，有其应然性。社会危害性和侵犯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对“包二奶”该如何处理，其实质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利益整合的过程。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主张和要求。刑事立法者如何妥当地整合利益冲突呢？我们先探讨利益的含义、种类以及其与刑法的关系。根据利益的主体不同，可以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利益同刑法息息相关，具体表现在：刑法有选择性地对各种利益予以确认、保护和否定，并且调整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严重的利益冲突，而犯罪恰恰是侵犯了刑法所要保护的这些利益，所以刑法是否将某行为规定为犯罪，得从该行为所牵涉到的利益入手，看其是否侵犯了刑法所要保护的利益。因此，“包二奶”是否要犯罪化，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关键是看其是否侵犯了刑法所要保护的利益。
我们认为，刑法保护的首要利益应是国家利益次之为社会利益，最后为个人利益。显然，“包二奶”行为导致多方利益的冲突，即涉及到了“包二奶”者和“二奶”的个人利益，也牵涉到了“包二奶”者妻子与子女的利益，而且还涉及到了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具体表现在：
（1）“包二奶”行为使“包二奶”者妻子，儿女遭受情感上的痛苦折磨，精神利益受到损失；更有甚者，某些“包二奶”者瞒着妻子，用夫妻的共同财产去供养其他妇女，使其妻子在物质上也受到利益损失。对于非婚生子女而言，由于是“包二奶”者与“二奶”非法所生，这样容易导致非婚生子女们的心理长期受到压抑，性格也会变得扭曲，从而影响其正常成长。
（2）“包二奶”行为还侵犯了社会利益。“包二奶”置当前的社会伦理道德于不顾，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包二奶”还导致了许多家庭恶性案件的发生，还引发一些官员腐败。“包二奶”给社会带来的这一切都严重侵犯了社会利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3）“包二奶”还侵犯了国家利益，具体表现在：“包二奶”严重冲击了我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并且还严重威胁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更有甚者，某些“包二奶”者利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或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去“包二奶”。可见，“包二奶”行为过多地体现了“包二奶”者与“二奶”的个人自由与利益，而置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于不顾，在实质上已侵犯了刑法所要保护的利益，应该纳入刑事立法范围。[4]
从另一个角度讲，社会舆论和民事手段都不足以抑止“包二奶”现象的蔓延，那么运用行政手段可不可以抗制“包二奶”行为呢？我们认为不能。因为行政手段规范性不强，威慑力也不大，且容易因人因地而异，而且其强制性也较弱，所以对于惩罚“包二奶”而言，相应地就失去了统一性和有效性，运用行政手段也就不足以抗制“包二奶”行为。在以上三种手段都无法有效地预防和抗制“包二奶”行为时，刑罚就具有了不可避免性。立法者对于“包二奶”行为，如果不以刑罚予以制裁，就不足以有效地保护受害者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因而，将“包二奶”行为予以刑事立法是很有必要的。
综上所述，“包二奶”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形势的严峻性和方式的多样性都表明了仅仅凭借社会舆论、婚姻法和民法还有行政法的调整手段难以对此情况加以遏制。刑法作为法律中最有效的调整手段，理应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广大妇女的权益，从而让夫妻之间相互忠诚的义务不再是一纸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