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但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自己是否犯罪以及如何实施了犯罪，比其他任 何人都清楚，真实的供述比其他任何证据也更接近于事实真相，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证据相互比照、印证，定案较为容易，其供述在认定案件事实的活动中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零口供”案件中的供述并不因没有有罪供述而失去作用，将之弃置不用，或认为犯罪嫌疑人拒绝交代犯罪行为、犯 罪事实就是认罪态度恶劣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零口供”同样在认定案件事实，审查、分析和判断证据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零口供”案件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定案时所要依据的往往只能是其他一些直接或间接证据，在定案上就相对较为复杂，对审查和运用证据提出了更高要求。笔者仅就在办理“零口供”案件过程中应 注意的一些问题谈点体会。

一、要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辩解的审查分析

对“零口供”案件，不能因为“零口供”就轻视或放弃对犯罪嫌疑人辩解的审查，切忌先入为主地认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认罪就是态度顽固、恶劣，对其辩解轻易予以否定，而应注意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对其辩解的合理性进行判断。

如：班XX强奸案。班XX系一个体公司经理，平时住单位宿舍。1993年底一日晚11时许，一女职员报案称10时许在宿舍睡觉时遭强奸，警察赶到现场从该职员 内裤和床单上均提取到精斑，该职员指认班XX将其强奸。有关机构对现场提取的精斑与班XX的血液进行DNA比对，鉴定结论为：现场提取的精斑的DNA曲线与班血液的DNA曲线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的重合。因此，虽然班一直否认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但公安侦查人员认为：案发当晚班有作案时间，有被害人的指认，虽然不是确定结论，DNA曲线比对鉴定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的重合（这种重合的机率是十万分之一），而将其逮捕，后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阶段班仍否认实施了犯罪行为，并请求重新进行DNA比对鉴定。但是，其辩解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被认为是态度恶劣，后被提起公诉。在法院审理阶段，对床单上的精斑重新进行了 DNA鉴定，结论是：在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的点后，DNA曲线不再重合，现场精斑不是“班XX”所留，班被无罪释放。从本案来看，如果对班口供中的辩解给予 足够重视，详加分析，也不难发现其辩解合理性的内容，也就不会轻易的就作出将其提起公诉的决定了。

不难得出结论：对“零口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辩解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性分析，是办理这一类案件时所必须给予充分重视的一项工作。同样，在“零口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辩解中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百般抵赖、做虚假供述的情形也是非常正常的，善于发现和总结其口供中的抵赖、虚假的与案件事实、其他证据的矛盾之处以及其在不同时间的口供中的相互矛盾之处，进而加以揭露，也是实际工作当中常常运用的方法，这种方法运用得当有时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二、要注重对相关证据间的关联性进行审查

刑事法学中的证据是指由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的，具有法定形式，用以确定犯罪事实是否存在、被害人是否存在，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所为，犯罪情节轻重以及有 关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从这一概念不难看出，与案件事实间具有关联性是证据的一个重要属性。也正是因证据的这一属性决定了证据间也必然具有相互关联性，每一证据也必然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在办理“零口供”案件过程中注重证据间关联性的审查，并善于从中发现问题，也是必须注意 的方面。

    如吴X涉嫌入户抢劫案。1998年通州徐辛庄镇发生一起入户抢劫案，一直未能告破。2002年底，经指纹比对，公安机关认定该案系因盗窃正服刑的吴X所为，并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犯罪嫌疑人吴X一直矢口否认是其所为，但是指纹鉴定书明确列明，经技术比对，现场提取到的一枚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犯罪嫌疑人吴X所留。无疑，技术鉴定增强定案决心。现场勘察笔录是与指纹鉴定书具有直接关联性的证据，审查的重点也就放在对现场勘察笔录的审查上。通过对现场勘察笔录的细致审查，发现现场勘察笔录中并没有提取到指纹的记录，也就是说，现场勘察笔录与指纹鉴定书这两个证据间相互联系的载体—“现 场提取到的指纹”并不存在。这样，依据在现场提取到的指纹进行的指纹鉴定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应有的证明效力。后我们以此问题作为主要补充侦查事项退回补充侦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结果是，因技术人员疏忽大意，混淆了在两个不同犯罪现场提取到的证据，从而导致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反过来， 如果认为有了科学的鉴定结论，就忽略了相关联的其他证据的审查，也就不会发现在现场勘察笔录中存在的问题，案件的结果就会截然相反。

    三、要注重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证据的合法性，指的是证据的形式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证据形式的合法，是保证证据内容合法、合法取得的证据具有证明效力的前提和保障。“零口供”案件中据以定案的证据在形式上是否合乎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往往更显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执法观念的进步，既要重视实体法，又要重视程序法，两法并重的思想已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和贯彻。但是由于一些司法人员执法思想的相对滞后，加之执行工作规程不够规范，一些证据在形式上不能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现象依然存在。如在案发经过、工作说明中只列明出具者的姓名，既无其身份证明，又无单位公章；现场勘察笔录、勘验笔录内容过于简单，不能反映案发现场全貌，只列明勘察、勘验人员姓名，没有在场其他见 证人签名或盖章，这些都是证据形式不合法的体现。这一弊端在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认犯罪事实、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的案件中尚未得以充分体现，但是在“零口供”案件中，证据形式不合法的弊端就暴露无余了。比如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就是因为重要的现场证据在提取形式上存在不合法的问题，而导致整个证据证明体系的崩溃，成为辛普森被判无罪的一个原因。在“零口供”案件中，这些瑕疵证据往往又对最终能否定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提交到法庭用来指控被 告人有罪，很容易被被告人或其辩护人抓住漏洞，并以此为突破口推翻案件，最终导致被告人被判无罪。因此，办理“零口供”案件时，要特别注重对证据形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四、要注重对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在“细致”上下工夫。

    细致、认真，是对每一名从事审查起诉工作人员的一项基本素质要求。要做到细致、认真地审查每一案件、每一证据，善于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在细致、认真的基础上对现有证据作出综合分析判断、分析，进而得出排他性的结论，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所得出的结论、作出的决定更加符合客观真相。审查“零口供”案件， 是否具有较强的建立在认真、细致基础上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尤为重要。只有将所有证据综合分析、判断，将现有证据有机结合，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证明整体，得出具有排他性、唯一性的结论，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

   如在吴X抢劫案的审查中，发现现场勘察笔录中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们对其他的有关证据又进一步细致审查，发现两个受害人陈述均明确指认，抢劫者是三个操外地口音的男子，而通过提讯我们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吴X说的是一口流利的北京话；通过审查吴X犯盗窃罪的判决书发现，吴X犯罪特点是单独利用白天上班午休时间到 单位有关领导的办公室进行盗窃，每次犯罪数额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实施伙同几个外地人入户抢劫几百元钱，对于吴X这样一个具有较高学历又懂法的人来说，不 符合其犯罪行为特征。这样，综合分析以上证据，我们发现不可能得出唯一的、具有排他性的——即该起抢劫罪是吴X所为的结论。

    办理“零口供”案件，除应注意以上几点外，还有诸如如何对每一证据进行审查等其他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笔者只是抛砖引玉，在本文不一一例举，希望能引起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