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毒品含量的折算问题
2000年4月2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仅有度冷丁、盐酸二氢埃托啡的针剂和片剂均是以含量折算后确定数量。
对美沙酮片剂的数量是否可以按含量则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7年12月18日印发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美沙酮200克以上不满1千克属“毒品数量较大”，第四项规定“上述毒品品种包括盐和制剂”。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美沙酮片剂的数量是不以含量折算的。
被告人贩卖的海洛因针剂含量极低的，如何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
案例：（《刑事审判参考》2008年第4集（总第63集））
查获贩卖海洛因针剂数量318克，但海洛因针剂含量极低，平均仅为0．064％，纯海洛因共有0．205克。对此既不能以纯度折算后认定被告人赵廷贵贩卖的毒品数量，也不能对其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但量刑时可考虑毒品含量极低的情节，酌情从轻处罚。
刑法已经明确规定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这一规定必须执行。无论被告人贩卖的毒品纯度多低，只要经鉴定确认是毒品，就应当以查获的或者有证据证实的毒品数量来认定其毒品犯罪的数量，而不能以纯度折算后的毒品来认定其毒品犯罪的数量。本案中，被告人贩卖的是海洛因针剂，含量极低，总计318克针剂中的纯海洛因只有0．205克，但不能据此认定赵廷贵贩卖的毒品数量为海洛因0．205克，否则就违反了法律的明文规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据此，一、二审法院根据公安机关查获的被告人赵廷贵贩卖的针剂海洛因的数量，认定其贩卖海洛因318克，是完全正确的。
同时，对被告人不能适用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在法定刑以下量刑，但可以在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轻处罚。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该款是关于特殊减轻处罚的规定。本案作为毒品犯罪案件，属于法律规定和刑事政策上应予严厉打击的犯罪类型，一般不适用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减轻处罚。如果本案除毒品含量极低外，还有其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如被告人贩卖的毒品数量更少，犯罪动机也具有一定的可宽宥性等，则存在减轻处罚的余地。但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被告人仅有贩卖毒品含量低这一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仅此尚不足以成为对其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的理由。
被告人可以在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轻处罚。据此，法院根据本案毒品含量低的具体情况，对被告人赵廷贵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处罚，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既贯彻了对毒品犯罪严厉打击的政策精神，也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区别对待的要求。

二、特勤介入案件的处理问题（“机会引诱”、“犯意引诱”、“数量引诱”）
从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12月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有关“特情介入案件”的内容看，特情介人有三种情况：一是对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的情形。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机会引诱”。二是“犯意引诱”，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纪要》中所说的“双套引诱”属于“犯意引诱”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指行为人在特情既为其安排上线，又提供下线的双重引诱的情况下实施的毒品犯罪。三是“数量引诱”，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毒品犯罪。“机会引诱”与“犯意引诱”、“数量引诱”不同，“机会引诱”仅毒品犯罪行为人提供一个实施毒品犯罪的机会，不存在实质性犯罪引诱，原则上不属于特情引诱，而“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均存在实质性引诱，属于特情引诱的两种情形。
区分“机会引诱”与“犯意引诱”的关键在于特情介入之前行为人是否已经具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如果行为人在特情介入之前就已经具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且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即可认定为“机会引诱”；反之，如果行为人的犯意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的，并在这个犯意下实施了毒品犯罪，就可认定为“犯意引诱”。
“数量引诱”系行为人在特情引诱之前就已经具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故意，这种故意是一种概括性的故意，无论最终交易的毒品数量是多少，都没有超出行为人的故意范畴。在该情形下，“特情引诱”不是使行为人产生新的犯意，只是使其犯意暴露出来。“数量引诱”与“犯意引诱”的根本区别在于：“数量引诱”系行为人在特情介入之前就已经具有毒品犯罪的主观故意，而“犯意引诱”系行为人在特情介入之前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数量引诱”与“机会引诱”的相同点是在特情介入之前行为人已经具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故意；区别在于，“机会引诱”只是提供机会，不存在实质性引诱，而“数量引诱”不仅提供机会，而且存毒品数量上还存在从小到大的实质性引诱。
根据《纪要》的规定，对于特情介入侦破的案件，应当区别不同情形予以分别处理。对因“机会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不存在犯罪引诱的因素，应当依法处理；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不能排除“数量引诱”的案件，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
案例：《刑事审判参考》2010年第4集（总第75集）
同案被告人翟建军因贩卖毒品被侦查人员抓获后，供述了毒品的来源，并配合侦查机关抓获被告人包占龙。翟建军在侦查机关控制下给包占龙打电话，称要大量毒品，越多越好。在接到翟建军电话约一个半小时后，包占龙携带大量毒品至约定地点，被侦查人员抓获，且在包占龙家中搜出0．7克小包海洛因、戥子以及64万元现金等物。
从具体情况分析，本案不属于“机会引诱”，也不存在“犯意引诱”，但不能排除“数量引诱”的可能性，无论包占龙是持毒待售还是临时从第三人处购得毒品进行贩卖，均可以由此认定包占龙本来就有贩卖毒品的故意。
根据包占龙和翟建军的供述，翟建军供称其之前经常多次通过电话联系，从包占龙处购买毒品，每次数量从10克到50克不等，但均未超过50克。但这次翟建军跟包占龙说要多一些毒品，越多越好。包占龙供称翟建军在电话中明确要购买300克毒品。从现有证据看，一方面，由于包占龙所供毒品来源未查清，不能证明包占龙持有这300克毒品待售；另一方面，也没有证据证明包占龙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因此，本案不属于“机会引诱”的情形。从包占龙的供述看，翟建军要求购买300克毒品的数量是确定的，但翟建军这次购买毒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其所供之前经常从包占龙处购买的数量，不能排除翟建军为了立功而要求购买毒品越多越好的可能性，包占龙是在翟建军的要求下才贩卖了数量如此之大的毒品，故本案不能排除存在“数量引诱”。
处理结果：被告人包占龙所贩卖毒品数量300．7克，已达到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且包占龙系毒品再犯，又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论罪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根据《纪要》的规定，考虑本案由于特情介入，存在“数量引诱”的因素，且毒品交易系在侦查机关控制下进行，毒品尚未流人社会，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故可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包占龙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一、二审判处被告人包占龙死刑立即执行不当，不予核准。

三、推定主观明知的十种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12月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十条列举规定了十种可以推定被告人主观明知的具体情形：（1）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和其他检查站点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携带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2）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3）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者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4）体内或者贴身隐秘处藏匿毒品的；（5）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不等值报酬为他人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6）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7）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从中查获毒品的；（8）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在其携带、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9）以虚假身份或者地址办理托运手续，在其托运的物品巾查获毒品的；（10）有其他证据足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具有上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案例：《刑事审判参考》2009年第6集（总第71集）
2008年6月，被告人许实义在潮州市两次贩卖海洛因给吸毒人员刘建平（已判刑）、邱岳荣，获得赃款人民币4800元。2008年9月25日上午9时多，潮州市公安局湘桥区分局根据掌握的情况，在潮州市安黄公路黄金塘附近路段截获被告人许实义，并当场在许实义驾驶的粤U4S758摩托车护架内缴获红双喜牌香烟盒一条，内藏毒品海洛因共509．8克。
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许实义贩卖、运输毒品海洛因数量大，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告人许实义前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故意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许实义及其辩护人提出许实义不知道香烟盒内藏有毒品海洛因，因此不能认定许实义的行为构成运输毒品罪的意见，经查，被告人许实义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运输物品，并从中查获毒品，许实义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应认定其明知香烟盒内藏有毒品，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故该意见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判处被告人许实义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是一宗“零口供”案件，被告人许实义归案后一直否认其有贩卖毒品海洛因的行为，否认其明知被查获的香烟里装有毒品。对于贩卖毒品部分，由于有两名吸毒人员的稳定指证及手机通话记录等相关证据佐证，因此认定依据是充分的。但对于许实义是否明知其所运输的物品系毒品这一情节，在认定上存在一定的难度。
虽然被告人许实义归案后一直否认其明知被查获的香烟盒中所装的物品是毒品，也缺乏目击证人、同案犯等其他证据来认定许实义明知所运输的物品是毒品。但是，由于在案证据显示许实义是以高度隐蔽的方式运输毒品，且其对此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应推定其明知所运输的物品是毒品，理由如下：1．从归案情况看，案发前公安机关通过侦查已获悉被告人许实义将于案发当天上午进行毒品交易，遂对其活动进行布控，并在将许实义抓获后，当场从其所驾驶的摩托车护架内缴获内藏毒品的红双喜香烟盒一条。2．从包装看，涉案的509．8克毒品海洛因均被分装在51个透明小袋中，然后被装入10个香烟盒巾，再装入整条香烟盒中。该香烟盒也并非是一条外包装完好无缺的香烟，而是一条一端薄膜外包装已被拆封的旧烟盒。从放置位置看，该条装有毒品的香烟盒是以黑色塑料袋包裹后放置于摩托车护架铁筒中，然后再以雨衣覆盖之。综上，从毒品的分装、包装方式以及放置位置分析，可以认定许实义系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运输毒品。3．在案证据显示被告人许实义经常更换手机号码。4．被告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与其家庭收入明显不成正比。5．被告人许实义的辩解不能成立：（1）被告人许实义归案后在第一份笔录中辩称其是没事去澄海玩，在返回潮州的路上捡到该条香烟的（该条香烟中所藏的毒品按市价每克300元计算高达15．3万元），但其后又辩称其是载一客人到澄海后在返回的路上捡到该条香烟的，但这均缺乏其他证据印证。（2）相片显示被查获的香烟当时并非是外包装完好无缺的香烟，而是一条一端薄膜外包装已被拆封的旧烟盒，故即使如许实义所言真的是捡到的，按常理他也会查看烟盒的内容物。（3）据调查，一条香烟盒（10包）的正常重量是5两4钱或5两5钱，而被缴获烟盒内藏有毒品海洛因509．8克，相当于1市斤多，这个重量显然不是一条正常的香烟的重量。对此，作为自称曾开过10年烟酒铺的许实义而言，按常理他也应当知道该烟盒内所装的物品绝非是香烟。6．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许实义是被蒙骗的，且其有过毒品犯罪的前科，属于累犯。

四、因制造出的毒品已经丢弃，无法进行检验，制毒原材料也无法提取的，如何处理？案例：（《刑事审判参考》2008年第2集（总第61集））
司法实践中，确定制造出的物品是否为刑法规定的毒品，通常需要进行毒品鉴定，这是认定毒品犯罪的依据，也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但是刘于制毒行为已经完成，成品却已灭失．如被丢弃或吸食，制毒原材料也无法提取的情形，因缺乏必要的毒品鉴定结论，亦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所制造出的物品即为刑法规定的毒品的。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处理：（1）在毒品灭失的情况下，仅有被告人供述的，亦缺乏其他相关证据证实被告人实施制毒犯罪的，如没有提取到制毒工具，亦没有证人证实购买制毒原材料的，不能仅依靠被告人的供述确定毒品数量并予以定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2）在毒品灭失的情况下，毒品交易双方或者毒品共犯的被告人均供认已经制造出“毒品”，且根据其他证据能够逻辑地推定制造出毒品的，应当认定犯罪既遂。毒品的数量可以根据双方一致的供认予以认定，若双方的供述不一致，则采取“就低不就高”有利被告的原则进行认定。（3）在毒品灭失的情况下，毒品交易双方或者毒品共犯的被告人均供认制造毒品，但对毒品的品质有疑义，因成品灭失致使无法鉴定，也缺乏证据证明制毒原材料为何物的，按照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为犯罪未遂。具体的毒品数量应当根据被告人的供述，结合“就低不就高”原则来确定。
另外，《纪要》还规定：已经制成毒品，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可以判处死刑；数量特别巨大的，应当判处死刑。已经制造出粗制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既遂论处。购进制造毒品的设备和原材料，开始着手制造毒品，但尚未制造出粗制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未遂论处。

五、对以非常规形式存在的毒品应如何定性及对涉及多种类毒品的犯罪案件如何量刑
案例：（《刑事审判参考》2007年第1集（总第54集））
被告人贩卖海洛因针剂8150支，计815克（含量9.19%），摇头丸2777粒，计833．1克（替苯丙胺MDA含量33.79%），贩卖杜冷丁针剂3000支（100mg／支），计300克。
被告人贩卖的毒品种类有海洛因、杜冷丁和替苯丙胺（MDA），其中海洛因毒性最大又有死刑量刑数量标准，而杜冷丁和替苯丙胺（MDA）没有明确的死刑量刑数量标准，那么，量刑时首先要考虑海洛因的数量，再把杜冷丁和替苯丙胺（MDA）的数量作为量刑的从重情节加以考虑。王某贩卖海洛因针剂8150支，虽然总重量达到815克，但海洛因含量仅为9．19％，属于含量极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对毒品含量极低的，处刑时应酌情考虑，一般情况下不宜判处死刑。对于杜冷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贩卖杜冷丁250克以上（针剂100mg／支规格的2500支以上）、苯丙胺类毒品100克，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其他毒品数量大”，可以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该案杜冷丁3000支（100rog／支）重300克，超过了此量刑幅度的起刑点不多；替苯丙胺（MDA）重833．1克，虽大大超过了此量刑幅度的起刑点，但在审判实践中，替苯丙胺（MDA）尚没有明确的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考虑到被告人贩卖的海洛因含量极低，杜冷丁数量刚刚超过“其他毒品数量大”的标准，替苯丙胺（MDA）缺乏死刑量刑的数量标准，综合涉案三种毒品的犯罪情况，尚未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一般不应判处死刑，同时考虑到被告人具有检举他人重大犯罪已查证属实的情节，在量刑时还应进一步从轻，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改判无期徒刑是适当的，准确掌握了贩卖多种毒品犯罪案件的量刑原则。
《纪要》规定对混合型、新类型毒品的处理：
对于含有二种以上毒品成分的毒品混合物，应进一步作成分鉴定，确定所含的不同毒品成分及比例。对于毒品中含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分别确定其毒品种类；不含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其中毒性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如果毒性相当或者难以确定毒性大小的，以其中比例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并在量刑时综合考虑其他毒品成分、含量和全案所涉毒品数量。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已规定了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按照刑法、司法解释等规定适用刑罚；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没有规定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有条件折算为海洛因的，参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非法药物折算表》，折算成海洛因的数量后适用刑罚。
对于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刑法、司法解释等尚未明确规定量刑数量标准，也不具备折算条件的，应由有关专业部门确定涉案毒品毒效的大小、有毒成分的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综合考虑其致瘾癖性、戒断性、社会危害性等依法量刑。因条件限制不能确定的，可以参考涉案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因素等，决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但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六、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
毒品数量是毒品犯罪案件量刑的重要情节，但不是唯一情节。对被告人量刑时，特别是在考虑是否适用死刑时，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情节、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当地禁毒形势等各种因素，做到区别对待。近期，审理毒品犯罪案件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应当结合本地毒品犯罪的实际情况和依法惩治、预防毒品犯罪的需要，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毒品死刑案件的典型案例，恰当把握。量刑既不能只片面考虑毒品数量，不考虑犯罪的其他情节，也不能只片面考虑其他情节，而忽视毒品数量。
对虽然已达到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但是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可以不判处死刑；反之，对毒品数量接近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但具有从重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也可以判处死刑。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宽处罚情节的，应当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刑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应当慎重。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1）具有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武装掩护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严重情节的；（2）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毒品再犯、累犯，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3）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向多人贩毒，在毒品犯罪中诱使、容留多人吸毒，在戒毒监管场所贩毒，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毒品犯罪，或者职业犯、惯犯、主犯等情节的；（4）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5）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且没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
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1）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2）已查获的毒品数量未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到案后坦白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其他毒品犯罪，累计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3）经鉴定毒品含量极低，掺假之后的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或者有证据表明可能大量掺假但因故不能鉴定的；（4）因特情引诱毒品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5）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6）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确属初次犯罪即被查获，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7）共同犯罪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各共同犯罪人作用相当，或者责任大小难以区分的；（8）家庭成员共同实施毒品犯罪，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已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他被告人罪行相对较轻的；（9）其他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案例：（《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6集）
被告人张玉梅、刘玉堂、李永生等人，共同贩卖海洛因657克，其行为均构成贩卖毒品罪。在共同犯罪中，张玉梅起意贩毒，主动联系刘玉堂，要其胞弟张勇用出租车运送巨资购买海洛因，行为积极主动，系主犯，应依法惩处。其辩称购买毒品是给其儿子吸食，目的是为了帮助儿子戒毒的理由不能成立。此外，张玉梅还向他人贩卖8克海洛因，其贩卖海洛因的总数应认定为665克。被告人刘玉堂在贩卖毒品的共同犯罪中，行为积极主动，系主犯，应依法惩处。其辩护人提出的，本案所涉毒品的数量是大量掺假后的数量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被告人李永生在共同犯罪中提供掺配加工毒品的配料，掺配加工毒品，利用他人拎送毒品，行为积极主动，系主犯，其辩护人提出，毒品含量的鉴定真实性存在问题的意见不予采信。
一审判处被告人张玉梅、刘玉堂、李永生犯贩卖毒品罪，分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张玉梅、刘玉堂、李永生贩卖海洛因的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贩卖毒品数量大，应依法惩处。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张玉梅、刘玉堂、李永生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分别改判三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本案中，关于缴获的毒品中的海洛因含量，蚌埠市公安机关委托南京市公安局鉴定结论为，655．4克海洛因含量为69％，1．2克海洛因含量为30％，0．4克海洛因含量为86％。二审期间，三被告人均对海洛因的含量提出异议，要求对海洛因的含量重新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上海市毒品检验中心鉴定，结论为：649．45克海洛因含量为17．33％，1．04克海洛因含量为16．66％，0．25克海洛因含量为36．31％。三名被告人所从事的毒品海洛因犯罪，虽然在数量上多达650余克，但考虑到毒品有大量掺假，海洛因含量只有17．33％，虽然不属于“毒品含量极少”的情形，但毕竟折合成纯海洛因后只有110余克，以此判处三名被告人死刑显属不妥当，最高人民法院从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出发，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改判被告人张玉梅、刘玉堂、李永生死缓是完全正确的。
鉴于三被告人毒品犯罪的总数量虽然多，但如前所述，因其掺假后的数量才超过判处死刑的标准，所以仅从数量上而言，就可以不判处三被告人死刑。在这种情况下，对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再作区分，似乎意义不大，但是，如果行为人贩卖毒品的数量在不掺假的情况下就已经超过了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那么这种区分在量刑上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根据《纪要》的规定，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从犯的，不能因为涉案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就一律将被告人认定为主犯并判处重刑甚至死刑。对于从犯，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

七、运输毒品罪的刑罚适用问题
毒品犯罪中，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且情况复杂多样。部分涉案人员系受指使、雇佣的贫民、边民或者无业人员，只是为了赚取少量运费而为他人运输毒品，他们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与幕后的组织、指使、雇佣者相比，在整个毒品犯罪环节中处于从属、辅助和被支配地位，所起作用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因此，对于运输毒品犯罪中的这部分人员，在量刑标准的把握上，应当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和前述具有严重情节的运输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区别，不应单纯以涉案毒品数量的大小决定刑罚适用的轻重。
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属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又系初犯、偶犯的，可以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不能证明被告人系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的，可以依法判处重刑直至死刑。
涉嫌为贩卖而自行运输毒品，由于认定贩卖毒品的证据不足，因而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不同于单纯的受指使为他人运输毒品行为，其量刑标准应当与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有所区别。
案例：《刑事审判参考》2009年第2集（总第67集）
2007年6月22日晚23时许，被告人李补都骑摩托车途经四川省盐边县格萨拉乡平原村平原组新坝沟垭口时，被公安人员拦截，当场从李补都随身携带的挎包内查获可疑物品3块，净重1047．5克。经鉴定，该三块可疑物品中均检出海洛因成分。
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李补都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千元。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宣判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将本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李补都明知是海洛因而使用交通工具进行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李补都运输海洛因数量大，应依法惩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鉴于不能排除李补都系受他人雇佣、指使而运输毒品，对其依法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本案中，被告人李补都运输海洛因1047．5克，数量巨大，但根据现有证据，不能排除李补都系为赚取少量运费而受谢某某指使、雇佣运输毒品。李补都不是毒品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也不是组织、指使、雇佣他人运输毒品者，其在整个毒品犯罪环节中作用相对较小，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因此，对李补都的量刑，应当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和有严重情节的运输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区别。
其次，毒品数量是毒品犯罪案件量刑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情节但不是唯一标准。在对毒品犯罪分子量刑时，特别是在考虑是否适用死刑时，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情节、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各种因素，做到区别对待。对虽然已达到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但是涉案毒品数量不是特别大，且确属初次犯罪即被查获，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考虑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本案中，被告人李补都运输海洛因1047．5克，数量已达到当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李补都有多个从宽处罚情节：（1）李补都系初犯，没有因毒品犯罪被判处刑罚的经历，结合其一贯表现和家庭经济状况，其本次犯罪仅系为了赚取少量运费的可能性极大；（2）李补都运输的毒品已被全部查获，没有进一步流入社会造成更大实际危害；（3）李补都户籍所在的温泉乡野麻地村委会出具证明材料反映，李补都平时表现良好，且李补都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认罪态度较好，反映其主观恶性不深。

八、毒品案件的立功问题
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的基本情况，包括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联络方式等信息，属于被告人应当供述的范围。公安机关根据被告人供述抓获同案犯的，不应认定其有立功表现。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过程中确实起到协助作用的，例如，经被告人现场指认、辨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带领公安人员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为有关机关掌握或者有关机关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线索，有关机关据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交代了与同案犯的联系方式，又按要求与对方联络，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同案犯等，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应认定为立功。
关于立功从宽处罚的把握，应以功是否足以抵罪为标准。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毒枭、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职业毒犯、毒品惯犯等，由于掌握同案犯、从犯、马仔的犯罪情况和个人信息，被抓获后往往能协助抓捕同案犯，获得立功或者重大立功。对其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幅度的大小，应当主要看功是否足以抵罪，即应结合被告人罪行的严重程度、立功大小综合考虑。要充分注意毒品共同犯罪人以及上、下家之间的量刑平衡。对于毒枭等严重毒品犯罪分子立功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从严掌握。如果其罪行极其严重，只有一般立功表现，功不足以抵罪的，可不予从轻处罚；如果其检举、揭发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协助抓获的是同案中的其他首要分子、主犯，功足以抵罪的，原则上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果协助抓获的只是同案中的从犯或者马仔，功不足以抵罪，或者从轻处罚后全案处刑明显失衡的，不予从轻处罚。相反，对于从犯、马仔立功，特别是协助抓获毒枭、首要分子、主犯的，应当从轻处罚，直至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被告人亲属为了使被告人得到从轻处罚，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人的，不能视为被告人立功。同监犯将本人或者他人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告知被告人，由被告人检举揭发的，如经查证属实，虽可认定被告人立功，但是否从宽处罚、从宽幅度大小，应与通常的立功有所区别。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如从国家工作人员处贿买他人犯罪信息，通过律师、看守人员等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由被告人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立功，也不能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
案例：《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7集
2002年11月7日上午，被告人梁国雄为了牟利，根据香港人“阿鼻”（真实姓名不详，未归案）的指示，到深圳市远东大酒店对面的麦当劳餐厅，从一毒贩处接到装有7块海洛因的背包，带回其在深圳市的住处向西村西区85号603室。当日下午2时许，梁国雄接到“阿鼻”关于送两块毒品给接货人的指示后，遂与接取毒品的被告人周观杰取得联系，约定了交接的时间和地点后，梁国雄拿出其中两块海洛因绑在一起，装进一只咖啡色的塑料袋内，和其女友被告人曹美凤一起来到深圳市春风路春风茶餐厅。当周观杰到达该餐厅并从梁国雄手上接过装有海洛因的咖啡色塑料袋并走出门外时，被公安人员人赃俱获。后经鉴定，缴获的海洛因净重1100克，含量为100％。同时，梁国雄也在餐厅内被抓获，曹美凤趁乱逃脱。
被告人曹美凤脱逃后，立即联系梁国雄的好友被告人刘育明，并在刘育明住处向西村向贵楼20H室，密谋由刘育明寻找买家，将梁国雄放在住处的其余5块海洛因出卖。刘育明通过他人与黄国柱（香港居民，在逃）取得联系后，于当天晚上11时许，在深圳市中兴路一茶餐厅内，商定以每块8万元港币的价格成交，待黄国柱将海洛因出售后再付款。刘育明将商定的条件告知曹美凤，并获得其同意。然后，黄国柱因担心梁国雄的住处被监视，而叫来被告人赵海祥，让赵为其到梁国雄的住处去取一只黑色背包，并答应事成后给赵海祥人民币1．2万元。赵海祥遂将这只装有6包咖啡因（净重4900克）的背包拿下来交给刘育明和黄国柱后即离去。刘育明、黄国柱将该背包带回刘育明的住处与曹美凤查看时，发现拿到的只是咖啡因。刘育明、曹美凤、黄国柱又马上回到向西村西区85号拿到装有5块海洛因的背包后立即逃离。黄国柱将5块海洛因，6包咖啡因全部拿走。同年11月8日晚，公安人员将曹美凤抓获归案。曹美风归案后协助公安人员将刘育明抓获。刘育明归案后，于次日凌晨带领公安人员将赵海祥抓获归案。
次日凌晨3时许，刘育明为配合公安人员抓获黄国柱及缴回毒品，经公安人员安排，用手提电话与黄国柱取得联系，假称其朋友要买1块海洛因约黄国柱在深圳市黄贝岭牌坊见面。公安人员遂带刘育明到约定地点进行布控。当黄国柱驾车来到约定地点后即让刘育明上车并立即驶离，脱离了公安人员的控制。刘育明与黄国柱见面后，黄国柱将1块海洛因交还给刘育明，刘育明即带海洛因到深圳市刑警支队投案。交回的海洛因经鉴定，净重540克，含量为100％。公安机关根据刘育明提供的黄国柱的手机号和黄的活动情况调查，于同月11日中午，查明了黄国柱的住处，经对其住处进行搜查，查获海洛因4块，经鉴定，净重2710克，含量为100％；咖啡因6包，净重4900克。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梁国雄、周观杰为牟利为贩毒分子交接毒品，被告人刘育明、曹美风直接将毒品卖给其他贩毒分子，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赵海祥为牟利，明知是毒品而帮助转移，其行为构成转移毒品罪。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被告人梁国雄、周观杰、刘育明、曹美凤犯贩卖毒品罪罪名成立，但指控被告人赵海祥犯贩卖毒品罪不当。被告人梁国雄、周观杰、刘育明、曹美风均系主犯，但曹美凤具有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人刘育明的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刘育明具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应减轻处罚。被告人赵海祥受指使帮助转移了毒性较轻的毒品，犯罪情节较轻，但其系累犯，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判处被告人梁国雄、周观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曹美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人刘育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赵海祥犯转移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梁国雄、周观杰为牟利分别为买卖毒品的双方接取毒品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且二被告人均系独立完成接取毒品的行为，贩卖毒品数量大，应依法惩处。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核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审对被告人梁国雄、周观杰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裁判理由：就本案而言，刑法和司法解释关于自首的规定，并未对何时才能投案予以时间上的限制。已经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实施投案行为，已经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脱逃后也可实施投案行为，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如果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不同种罪行，也可以投案自首论处。因此，实践中不论是侦查人员让犯罪嫌疑人去协助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还是该犯罪嫌疑人脱逃，只要其能够再到司法机关投案，就应认定其具有投案行为，如果能够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就应认定其具有投案自首情节。因此，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认定被告人刘育明的行为构成投案自首是正确的。
被告人刘育明归案后及时提供了毒品买主黄国柱的住处和活动情况，使公安机关从黄的住处查缴海洛因2710克、咖啡因4900克，对刘育明能否认定为重大立功问题？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立功一般有四种情况：一是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二是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的；三是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四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
本案被告人刘育明虽协助司法机关去抓捕毒品买主黄国柱，但因黄国柱的狡猾而摆脱了公安人员的控制，未能将黄国柱抓获归案，因此，不能认定刘育明具有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同时，因黄国柱与其是同案犯，也不属于提供侦破其他案件重要线索的立功。但是，刘育明及时提供黄国柱的住址和活动情况，使得公安人员从黄国柱的住处查获已被黄控制的2710克海洛因和4900克咖啡因，使已经卖出的毒品全部被追回，防止了这部分毒品流人社会后危害人类，刘育明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犯罪分子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规定，一、二审法院认定其具有重大立功情节是正确的。
对同时具备重大立功、一般立功、投案自首三种情节的被告人刘育明应如何量刑问题？
本案被告人刘育明与曹美凤共同贩卖海洛因2710克，咖啡因4900克，贩卖毒品数量大，论罪应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但其协助司法机关抓获了同案被告人赵海祥，协助司法机关查获了海洛因2170克、咖啡因4900克，携带从同案人手中取回的540克海洛因投案自首，同时具备一般立功、重大立功和投案自首三个从宽处罚情节。
依照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被告人曹美凤协助抓获同案被告人刘育明是构成重大立功还是一般立功问题？
被告人曹美凤归案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了同案被告人刘育明，但刘育明最后获得的刑罚是有期徒刑十年，因此，对被告人曹美凤协助抓获刘育明的行为构成一般立功还是重大立功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的立功，必须是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重大犯罪嫌疑人。所谓“可能”被判处的刑罚，应当是指根据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可能判处的刑罚，而不是指对该犯罪嫌疑人的最后宣告刑。所以，一、二审认定被告人曹美凤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被告人刘育明的行为构成重大立功是适当的。

九、 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问题
毒品犯罪中，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如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已到案被告人为共同犯罪，或者能够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的，应当依法认定。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共同故意，仅在客观上为相互关联的毒品犯罪上下家，不构成共同犯罪，但为了诉讼便利可并案审理。审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区分主犯和从犯，应当以各共同犯罪人在毒品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根据。要从犯意提起、具体行为分工、出资和实际分得毒赃多少以及共犯之间相互关系等方面，比较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毒品共同犯罪中，为主出资者、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划、纠集、组织、雇佣、指使他人参与犯罪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受雇佣、受指使实施毒品犯罪的，应根据其在犯罪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具体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认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者按主犯处罚。只要认定为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是要正确认定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和从犯的毒品犯罪数量。对于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集团毒品犯罪的总数量处罚；对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应按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毒品犯罪数量处罚；对于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毒品犯罪的数量处罚。
三是要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罪责大小确定刑罚。不同案件不能简单类比，一个案件的从犯参与犯罪的毒品数量可能比另一案件的主犯参与犯罪的毒品数量大，但对这一案件从犯的处罚不是必然重于另一案件的主犯。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从犯的，不能因为涉案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就不分主从犯而一律将被告人认定为主犯或者实际上都按主犯处罚，一律判处重刑甚至死刑。对于共同犯罪中有多个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的，处罚上也应做到区别对待。应当全面考察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差别，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对罪责或者人身危险性更大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依法判处更重的刑罚。
案例：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6期)
2002年12月至2003年2月，被告人韦武全、韦红坚先后3次从福建省石狮市乘车到广东省普宁市，在普宁市一家茶馆、兰花大酒店1106号客房，经韦红坚检验海洛因质量后，韦武全以每克人民币150元至200元的价格，共向被告人黄德全购买海洛因570克。二被告人携带购买的海洛因返回石狮市后，韦武全单独或通过他人将购买的海洛因贩卖给吸毒人员。2003年3月1日，被告人韦武全、韦红坚再次到广东省普宁市，在普宁市兰花大酒店815号客房，由韦红坚检验海洛因质量后，韦武全以每克人民币150元的价格，向被告人黄德全购买海洛因250克。二被告人携带购买的海洛因返回石狮市途中，韦红坚利用自己保管毒品之机，藏匿其中的海洛因63克。回到石狮市后，韦武全到魏良河的租住处，以每克人民币280元的价格，向魏良河、沈洪丰出售海洛因10克。韦红坚将私藏匿的63克海洛因寄存于魏良河处。同年3月2日，公安机关从韦武全的租住处查获尚未贩卖的海洛因共计430克。同年3月4日，被告人韦武全协助公安机关到广东省普宁市抓获被告人黄德全。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德全贩卖海洛因820克，被告人韦武全、韦红坚贩卖、运输海洛因820克，被告人黄德全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韦武全、韦红坚的行为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的犯罪成立，但指控黄德全、韦武全、韦红坚贩卖海洛因共计845克的数量不准确，应予以纠正。被告人韦武全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黄德全，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判处：被告人黄德全、韦红坚死刑；韦武全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韦红坚受毒品货主邀约参与贩毒，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较小，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依法核准一、二审法院对被告人黄德全的死刑裁判；撤销一、二审法院对被告人韦红坚的死刑裁判，以贩卖、运输毒品罪改判被告人韦红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十、毒品涉案财物的处理
公安部2010年11月4日制定的《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2011年1月1日起施行）中第二条明确规定，所谓“涉案财物”，是指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过程中，依法以扣押、查封、冻结、扣留、调取、先行登记保存、抽样取证、追缴、收缴等方式提取或者固定的与案件有关、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物品和文件，包括： （一）违法犯罪所得及其孳息；（二）用于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工具；（三）其他可以证明违法犯罪行为发生、违法犯罪行为情节轻重的物品和文件。除以上三种明确列举的以外的其他财物，应不属于涉案财物，公安机关无权处置。我的理解，就是没有证据证明该财物是犯罪所得，或者有证据证明该财物是合法收入取得的，都不应当视为是涉案财物。
第十五条：对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或者不需要继续扣押、扣留、调取的财物，以及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及其孳息，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及时返还。第十六条：公安机关在对违法行为人、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或者强制措施时，应当对其随身携带的与案件无关的财物进行登记，经办案人员和违法行为人、犯罪嫌疑人共同签字或者盖章后，通知违法行为人、犯罪嫌疑人家属或者其委托的人领回，并将通知情况记录在案，不得作为涉案财物扣押。第十八条：对查获的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涉案车辆，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扣押；对发生交通事故的涉案车辆，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公安机关可以依法扣留。但对与案件无关的车辆，不得扣押、扣留。
该部门规章还详细规定了涉案财物的接收、保管、移送、退还等处理程序，以及违法处理财物人员的处罚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