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六七米高的铁丝网，园内几株月季悄然开颜。距此地不到两公里处，曾是古时皇帝闲暇游逸的团河行宫。元朝时，方圆41顷土地都是皇帝的行围猎场。

　　一扇7米高、厚实的电动铁门在阵雨之后的阳光中徐徐打开一条缝隙，大门以内似乎是“地狱”，而大门外，则是自由的天堂。

　　30多名国家药监局机关服务中心的党员依次走进监狱的门，他们是参观者。国家药监局的一位姓陈的主任说，这段时间恰逢局里开展反商业贿赂活动，他提议将这次党员活动日的内容定为参观北京市监狱。

　　从今年7月开始，拥有北京户口、未在该监狱服过刑的成年人，每月前两周的周二可以向狱方预约，当月最后一个周三可到此参观。

　　“我们有两个同事就是因职务犯罪，在这里服刑，我希望能见到他们。”陈希望，狱方能安排昔日同事给他们作报告，在他看来，那是一种警示。

　　在这之前，除了狱警、狱政人员外，只有三类人能够走进这里：被判处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成年男犯、服刑人员三代以内的直系和旁系亲属、经过严格审查获准进入的媒体和研究机构人员以及其他与监狱建设管理有关的人员。

　　外界对中国监狱有一系列想象，北京市监狱管理部门意图通过开放，打消外界的一些疑虑。

　　透过监狱看政治文明

　　服刑人员的一天这样度过：6点30，起床，洗漱;7：00至7：30，吃早饭;整个白天，从8：00至下午4：30，他们将在监狱里的一处车间内劳动改造;然后吃晚饭;下午6点半到7点半，犯人要集中进行政治学习;晚上9：30，狱警会到宿舍内点名。

　　他们可以看些书，然后便锁门睡觉了。每周末有短暂的放风时间，犯人可以下楼活动。

　　“深牢”、“大狱”、“高墙”、“铁窗”——历史上，监狱作为专政工具，在公众眼中，它的形象阴森冷暗。2005年零点调查公司调查显示，在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三机关中，公众对监狱管理局的了解程度最低。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消除公众对监狱的神秘感、对监狱文明执法的疑虑。”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副处长李仲林告诉记者。

　　此前，北京市监狱也曾组织过服刑人员家属参观监狱、100名社会执法监督员走进监狱等活动，定期向社会开放却是第一次。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王平告诉记者，在法治昌明的国家，监狱的开放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人们并不会刻意将其当作重大事件载入史册。

　　“监狱文明是整个法治史的缩影，很多时候我们都通过对监狱的观察来透视一国的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

　　走近服刑人员

　　吴姜(化名)在这里已九度春秋。

　　9年前，吴姜因故意杀人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那年，他21岁。

　　“当时想想5年就够长了，15年怎么过啊。”在回想第一个难熬的夜晚时，他还是笑着，“监舍里是长明灯，刚开始不习惯，后来慢慢就好了。”

　　吴说他记不清何时开始习惯，感觉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台词：“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

　　9年中，吴姜送走了五六个狱友，他很少主动与他们联系，不想打扰他们平静的生活。

　　分监区是北京市监狱管理的主要单元。整个监狱分为南北两个大监区，一共有15个分监区。狱政科长房玉国告诉记者，分监区通常按犯罪性质划分，像第八、第九分监区是暴力犯罪监区，还有财产性犯罪分监区和性犯罪分监区等等。

　　每个分监区有百余人，分成10个班左右，一个班通常12个人，住在同一个监舍里。

　　“一个监舍里的人都属于同一工种。”吴姜所在的监舍负责安全监管，“就是协助狱警监督别人在车间劳动时有没有违规违纪。”吴姜说。

　　除了安全监管，监狱的生产改造还有其它工种：种植、绿化、清洁卫生、制作模具等。

　　参观者未经允许不能和服刑人员交谈，李仲林解释说，一是为参观者的安全着想，服刑人员还存在人身危险性;二是避免一些人通过交谈传递暗号，威胁监狱安全。

　　刚入监时，吴姜会暗暗度量15年的长度，但他很快发现，大家都处在同一个时间概念里，大都是被判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人，“其实大家都差不多，慢慢觉得(15年)也不那么长了。”

　　从入监起，吴姜就在监舍里种了盆文竹，还养了条金鱼，这是监狱要求的。“文竹很好养，生命力特强。”

　　在服刑人员的监舍里，记者看到了长长的书桌上摆着12盆不同的植物，解说员解释，这是为了培养服刑人员的爱心，建立对未来的希望。

　　犯人之间的竞争

　　吴姜和其他狱友都有一个强有力的内心驱动，那就是改造、多挣分数、争取奖励。

　　和国内大多数监狱一样，北京市监狱采取积分考核制评价服刑人员的改造效果。每天狱警将根据服刑人员的表现，给他们打分，各项表现优秀的将得到满分10分。

　　其中包括认罪悔罪、观看《新闻联播》、文化技能学习和参加文体活动等。违反纪律将被扣分，某项活动不参加，该项不记分。房玉国举了个例子，比如不观看新闻联播，其他表现都很好，那么当天的积分为9分。

　　在每层监舍通道的墙壁上，每天都会记上该通道服刑人员的分数，每个月都将公布他们的积分，服刑人员可以对分数提出异议。

　　30分、45分、60分——在服刑人员眼中，这些数字直接决定着能否和亲人团聚，以及能否和配偶同居，间接决定着他们“处遇”的升降、每月采买东西的额度。

　　“处遇”有“处理、处置”和“待遇”两重含义，一方面反映监狱对服刑人员的监管、改造，另一方面也保障服刑人员享有相应的待遇。联合国每5年召开一次“犯罪预防与罪犯处遇大会”，“处遇”是通行概念。

　　北京市监狱将服刑人员的处遇分为三级五等，按监管的严格程度由紧到松、享受的待遇由低到高分别为：一级严管、二级严管、普管、二级宽管、一级宽管。在服刑人员的床铺立竿上、左胸前的囚服上，都挂着表明他们各自处遇的牌子。

　　处遇不同，享受的待遇也不一样，吴姜目前属于二级宽管，每月他能购买200元钱的食品和日用品，一级宽管则能多买40元钱的东西。

　　据房玉国介绍，处遇属于二级宽管以上、当月积分排名须达一定名次才能与配偶同居团聚。普管以上的也必须排名靠前才能与亲人团聚。

　　同在第八分监区的赵明(化名)向本报记者透露，他已经感冒几天了，一直没敢请假。“我怕请假一天，就拿不到5分了，这个月就不能和老婆见面。”赵明说。

　　对吴姜和赵明来说，今天是值得高兴的日子，因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根据监狱有关规定，各自有20分的奖励。接受省级媒体的采访能加20分，中央级媒体能加30分。

　　有服刑人员形容，挣分是场激烈的竞争，“人人都想靠前，这分儿也不好挣”。

　　“一味挣分数也有它的弊端，但是这个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王平说。据王平介绍，积分考核通过多个环节的量化，能比较客观准确地评价服刑人员的改造质量，避免单纯地靠狱警个人的经验和主观印象，造成对犯人评价和奖惩失当或不公。

　　对于思想改造的质量如何评价，无论是长期研究监狱管理的王平，还是在监狱管理第一线的李仲林，都坦言很难科学评定。值得一提的是，江苏、湖南等省也开始试点对服刑人员的危险性评估，这被认为是中国 “以改造人为中心”的监狱管理理念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95%的人适用过减刑”

　　如果说30分、45分是几块肥肉的话，那么60分就是一桌盛宴。一般情况下，对一个宽管级的服刑人员而言，60分意味着减刑12个月;普管和严管分别是11个月和10个月。

　　吴姜告诉记者，他已经获得两年半的减刑，加上已经服满的9年半，还有三年时间就可以离开这里。“奥运前出狱。”吴姜说这话的时候，阳光打在他脸上。

　　“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减刑这样诱人的奖赏，每个被长时间剥夺自由的服刑人员都想获得。房玉国说，这确实是促进服刑人员改造的重要动力。

　　他告诉记者，减刑的适用频率也呈上升的趋势。对比五年前，北京市监狱每年减刑适用率提高了将近10个百分点。五年前仅为20%。现在从北京市监狱出去的，高达95%的人都适用过减刑。

　　减刑的大幅适用曾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多少让服刑人员有急功近利的心理，而且减掉了的刑期回不来，如果发现减刑不当，很难撤销。”王平说。

　　同样是鼓励积极服刑的奖赏，假释就能弥补减刑的上述缺陷，根据法定条件，法院可以撤消假释，让服刑人员重新回监服满未完刑期。

　　王平把减刑比作“很多小芝麻”，可以给犯人以多次的小刺激;假释是“一个大西瓜”，给犯人以一次性的大刺激，两者各有其优势，很难相互取代。尽管假释拥有更强的优越性，但与社区矫正紧密相关。社区矫正刚刚起步，大面积地缩减减刑、增加假释的适用还需要相当的过程。王平预测，在未来的5到10年里，假释的适用会逐步增加，这是现实的需要。

　　记者了解到，在北京市监狱，一个服刑人员的减刑，需要经过分监区评议会、监狱评审会、监狱局审核会三道关卡，且需接受驻监检察室人员的监督。

　　尽管如此，减刑、假释适用的公正性和透明性仍受社会人士的质疑。李仲林告诉记者，他们正设想将上述会议纳入监狱开放日的观摩内容。目前，开放日的参观内容仅限于观看反映监狱工作的电视专题片、教学区、生产车间、监舍、食堂、操场等。

　　“参观者最想看到的是什么?恐怕不单单是这些。”作为开放日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李仲林和他的同事们一直想避免活动流于形式。

　　他还告诉记者，今年底明年初，北京市的所有监狱将全面向社会开放。

　　“目前北京市监狱所做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公众对监狱管理的不信任感降低，而要消除这种不信任感，仅仅依靠参观监狱是不够的。”王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