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汉生从事检察工作26年，一直在办案一线，直接经手办理各类重大、疑难案件400多起，其中90多起是抗诉案件。经他手办理的案件，都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尤其是为含冤入狱将近13年的胥敬祥洗清冤情，更让他名扬全国。2006年2月，他被评选为第六届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

　　结合自己的司法实践，蒋汉生认为，导致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六方面：

　　一是有些司法人员不能依法独立办案。一桩刑事案件发生后，社会舆论、外部环境给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造成很大压力，一些办案单位和人员生怕“放纵”了坏人，担心原告一方上访闹事影响社会稳定，于是便在证据不充分甚至漏洞百出时设法结案。此外，有的案件是办案单位直接按照有关部门协调会议精神起诉审判，违背了基本的司法程序和规则，改变了司法机关在证据问题上的专业判断。

　　二是扭曲的政绩观导致执法观念出现偏差。为了工作业绩，一些人不顾客观情况追求破案率和高指标，由此，“先入为主”、“有罪推定”、“重打击、轻保护”，只注重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和罪重证据，而忽略收集或不收集无罪证据和罪轻证据，不能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辩解和律师的辩护意见，没有对被告人提供或者辩护人提供的无罪证据认真进行核实。

　　三是办案水平不高。在遇到疑难案件或一时不能突破的案件时，既缺乏工作耐心，又缺少破案的智慧和才干，为获得案件进展，只能靠刑讯逼供。如赵作海案件，就是一起典型的冤案。在无名尸体身份没有搞清、怎么死的也不清楚的情况下，侦查人员主观推定死者就是当地失踪的赵振裳，而赵振裳与赵作海同在一个女人家发生过冲突，因此杀人者就是赵作海，无根据的推定、非法取证和刑讯逼供是造成这起冤案的主要原因。

　　办案水平不高，反映在办案程序上，就是“先抓人后取证”；反映在证据收集上，就是先拿下口供再去搜集其他证据，而为了拿下口供，就不择手段地逼、诱、骗，甚至暴力取证。由于口供来源非法，所以翻供率居高不下，对翻供再不注意求证，硬着头皮下判，结果造成申诉、告状频繁。

　　四是有的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不严格遵守诉讼程序。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所谓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动辄请有关部门协调，甚至以不公正的程序掩盖错案。又如该鉴定未鉴定，证人应出庭而未出庭，未遵守法定的证明标准。有些错案的发生并不是制度和机制的问题，完全是执法人员粗枝大叶、素质不高或严重违法的结果。

　　五是一些公、检、法部门在诉讼中重配合、轻制约，使得应纠正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在检察审判环节，一些犯罪嫌疑人翻供，反映侦查人员刑讯逼供，但有些办案人员却不认真调查核实，缺少监督制约意识，没有切实履行监督职责，未能及时发现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并排除非法证据，导致冤案、错案不但得不到纠正，反而延续下去，使当事人受到更重的伤害。

　　六是证据调查环节的权利保障不够，辩护方不能充分行使辩护权。